科技成果轉化難在哪兒？
瀏覽次數： 342 發布時間：2017-11-22 14:39:07 發布人：editor
32年前，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科技體制改革拉開序幕。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確立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科技實力大幅提升，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令世界矚目。科技體制改革也取得了顯著成就，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但一些問題仍存，制約了科技創新發展，亟須以深化改革來加以解決。
2012年7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頒布了《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拉開了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
十八大以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力推進，一系列重大舉措相繼推出。針對科技成果轉化先后出臺的《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形成了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三部曲”。今年10月，科技部又印發了《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建設指引》，其用意，皆是為了打破成果轉化困局，推動科技與經濟融合，最大限度地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創新第一動力的巨大潛能。
尤其令人振奮的是，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再次重申了科改的根本目的，就是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以改革驅動創新，強化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對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釋放科技創新潛能，打造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
可以相信，隨著一系列科技改革政策落實到位，作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主要載體，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將會進一步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也將不斷完善;科技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將得以充分調動，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必將進一步加快，科技進步的能量會不斷釋放，中國科技事業將迎來欣欣向榮的春天。
科技成果轉化難在哪兒
企業能否帶動高校、科研機構以及金融、投資等機構參與成果轉化和技術創新，目前看來還存在困難
“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十九大報告指出了2020～2035年的階段性目標——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強調要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是科技轉變成現實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也是科技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舉措。
198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拉開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改革的著力點，就是要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使科技真正為經濟建設服務。
經過30多年的發展，科技服務國民經濟主戰場取得了重要成績，科技與經濟脫節的現象得到有效緩解。但總體上看，科研成果轉化率仍偏低，科技對經濟和社會的支撐能力仍待提高。
上海市委黨校教授陳勇鳴分析認為，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缺乏規范的政策配套，加上科技成果轉化的高門檻、高風險、高不確定性特點，成為轉化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
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有所改觀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科研體系相對獨立、封閉，這也導致科技與經濟脫節。
“30年前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非常突出，搞科技的人不關注經濟，這是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問題。”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產業科技發展研究所所長劉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央對科技體制進行改革，引導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央先后發布了《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2006年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一系列行動部署使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得到深入推進，科研人員積極性得到調動，科技成果加速產業化，科技與經濟“兩張皮”問題得到改觀。
“現在，創新驅動發展是大勢所趨，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強烈需求。”劉峰介紹說，近年來，我國創新資源投入持續增加，知識產出能力顯著增強，企業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日益突出。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6-2017》顯示，中國國家創新指數排名已升至第17位，是唯一排名進入前20位的發展中國家，與創新型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該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2275.4億美元，占全球的15.6%，位居美國之后排第二位;當年研發經費占我國GDP比重達到2.06%。
據科技部提供的數據，2016年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額同比增長15.97%，達到11407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從分布領域看，技術交易主要聚焦在電子信息、先進制造、新能源、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領域，占成交額的80%。從交易主體看，高校院所的技術供給積極性增強，成交技術合同增幅達21.78%;企業成為技術吸納的主體，吸納技術占交易總量的76.91%。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企業與產業發展中得到轉化應用。
2016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同樣顯示：修訂后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為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注入了新的活力。科研人員和科研單位轉化科技成果的熱情高漲，科技成果轉化數量顯著增長。僅2015年，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就輸出技術合同9.8萬項，成交額達874.7億元。
轉化難題猶存
“科技發展超前于經濟是必然規律，我們應該全面認識科技成果轉化這一難題。”劉峰表示，在認可成績的同時，我們仍不能忽視科技成果轉化的短板。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最后一公里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一項成果在科學家眼里完成了，得到了科技同行認可、發表了論文、有高引用率，但這離實際應用、離對經濟做出實質性的貢獻，還有相當的距離。”中科院科技促進發展局局長嚴慶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
我國高校、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豐富且總量逐步增加，但轉化數量仍然偏少，轉化成功率高的科技成果更是稀有。“高校的技術發明很多是閉門造車，不適合我們現實需要。”一位企業主告訴記者。
高校、科研機構供給能力不足、科技成果實用性不強，科技供給的質量和水平都有待進一步提升。
“用財政資金的研發項目，轉化落地成功率并不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李燕坦言。
傳統體制下，科研活動主要由實力雄厚的高校、科研單位承擔，國家財政資助的科研設施和科技成果在內部封閉運行，由于不需要經歷市場競爭，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活動動力不足，難與市場貼近。
“科研人員對成果的創新性、市場應用性重視不夠，研究成果與企業需求和產業技術發展有較大差距。”陳勇鳴分析說，現行考核體系下“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等現象仍然存在，這導致科研人員片面追求發表論文的數量，對成果轉化積極性不高。
李燕認為，現在不是單純的就轉化談轉化，而是要面向市場，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要承擔主體作用，形成科技成果從研發到市場化的渠道。
“但企業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強，積極性不高。國企大而不強、外企強而不為、民企長而不大。中小企業大多處于產業低端，對成果轉化‘有心無力’。”陳勇鳴說，企業吸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能力與動力不足是科技成果轉化短板之一，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難以發揮。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情況的檢查報告也指出，不少企業創新意識不強，研發投入強度偏低。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約為0.9%。企業創造、吸納、運用科技成果的能力不足，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增強。
“具體來看，在解決科技成果小試、中試，一直到社會資金進入的這一過程，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探討。”嚴慶說。
推動轉化亟須政策細化
10月20日，科技部副部長王志剛在十九大新聞中心接受采訪時提到，我國走的是一條以人才強、科技強帶動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道路。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
為激發科技人員轉化科技成果的積極性，近年來一系列針對性政策陸續出臺。王志剛提到，過去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后，個人可能不一定有太多利益。修訂后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明確規定，科技成果轉化收益的50%以上要獎勵科研團隊，提高他們的積極性。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鼓勵科研人員通過科技成果轉化獲得合理收入，加強科技成果產權對科研人員的長期激勵。
為建立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崗位管理和績效考核評價體系，中科院與科技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新時期加快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指導意見》，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績效作為相關院屬單位創新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為院屬單位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鼓勵科技人員投身雙創提供政策保障。
李燕認為，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政策落地極為重要，尤其是高校和研究機構對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的支持政策要落實到位。
受訪專家建議，政策的落實需要建立細化的措施，在高校、科研機構管理方面，需理清個人與集體、院系與學校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建立激勵機制，保障對產學研做出重大貢獻的個人的權益。另一方面，在職稱評定方面，亟須建立符合社會需求的轉移轉化人才評價體制。
“好的科技成果總是稀缺的，想要的企業很多，但科技創新很多是失敗的。”劉峰認為，多數情況下，企業并不具備單獨的研發能力。企業能否帶動高校、科研機構以及金融、投資等機構參與成果轉化和技術創新，目前看來還存在困難。
例如，雖然高校、科研單位和企業之間往往能夠以協議的方式建立合作關系，但“貌合神離”現象突出，科技成果與產業應用脫節的問題尚未解決。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產、學、研、用共同推動。”嚴慶說。
李燕同樣認為，企業承擔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作用，就要在企業與高校、研究院所之間建立通道，搭建產學研平臺。改變以前僅拿科技成果找市場的單向模式為市場與科技成果互動的雙向溝通。
在廣州市，企業可以聯合大學申請技術攻關，促進了高校與企業對接。“我們對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單位有鼓勵政策、項目支持。技術成果在廣州轉化成功，企業會得到政府的補貼。對中小企業來說，還有創新券的支持。”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副主任王越西告訴記者。
“已有科研成果往往與需求不搭界，我們便針對企業提出的需求，組織專家進行集體攻關。”廣州市科協副主席陳爽告訴記者，“有時候企業不知道需要什么技術，我們也會組織專家與企業討論，幫助企業發現自身需求，打通成果轉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我們鼓勵科技人員跟企業合作，或者自己辦企業。一些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知名教授也想辦企業，但是缺乏企業經營管理經驗。可以讓有經驗的人來辦，教授還在實驗室里面搞科研，但他有股份，有話語權。”王志剛說。
“不能狹隘地理解為科技人員下海辦公司就是雙創。”嚴慶認為，科研人員怎么把握市場，怎樣具有企業家精神，這些都需要培養。
成果轉化要瞄準關鍵環節
“現在成果轉化的一個突出短板是企業承接力不強。沒有足夠多的企業具備識別技術、加工技術、運用技術的能力。”
在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中，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在承接科研產出的基礎上進行技術再創新，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高校、科研院所是“資源池”，一大批科研成果如礦山中的黃金等待勘探開采;中介服務機構是“架橋人”，既維護各方利益，又提高轉化效率。
近年來，國家密集出臺新政，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此，上海也出臺了《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和《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結合自身實際，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環節，探索出了一條加速科技成果轉化落地的新路，對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具有啟發意義。
增強企業主動承接力
存儲器芯片，是各種智能終端保存信息至關重要的“大腦”，也是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的主要“短板”之一。為此，中科院上海微系統研究所進行了十余年攻關，不僅在大容量相變存儲器的科研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更實現了千萬級芯片量產的市場化銷售。
從“原始創新”到“規模量產”，相變存儲器這一科研成果成功打開市場，離不開企業的主動承接。
主流存儲器芯片技術實現路線有三種：動態隨機存取、閃存和相變存儲。每條技術路線，中國的研發“底子”都很薄。為打破國際壟斷，2003年，該所信息功能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宋志棠帶領團隊率先在國內開展起相變存儲器的研發。
然而，課題啟動不久，便遇到了困難：要想做出存儲器的電極材料，使其表現出存儲性能，必須要用到納米加工工藝，但研究所并不具備。怎么辦?
國內領先的集成電路芯片代工廠——中芯國際得知這一情況后，敏銳地認識到：這將是未來存儲器芯片發展的主要方向。于是，他們很快就與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合作，組建了聯合研究團隊，申請國家項目，搭建起8～12英寸相變存儲研發平臺，建立了一整套芯片開發組織和技術推進管理制度。
在中芯國際的助力下，到了2007年，宋志棠團隊對相變存儲器的基礎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在元器件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于是，雙方又進一步建立了“納米半導體存儲技術聯合實驗室”，搭建相變存儲器專用平臺，實現了相變材料制備工藝與中芯國際標準工藝的無縫對接。
對此，宋志棠總結說，與企業聯合進行科研攻關，只要運營得當，就能大幅提高效率。“所內科研人員強在原始創新和基礎科學問題研究方面，企業則強在解決芯片集成工藝難題、性能測試方面。”
經過14年的努力，這支聯合研發團隊，共發表了包含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在內的410篇學術論文，授權發明專利291項;雙方研制的相變存儲芯片2011年成功測試，為我國在國際存儲器芯片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礎。
這項成果的轉化并未止步于此。在科研攻關任務基本告一段落后，如何讓研發出的芯片通過規模量產、進入市場，并應用到各種智能終端成為研發團隊的新目標。
長期從事兼容芯片設計、研發和生產的珠海艾派克微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丁勵在新聞中看到宋志棠團隊取得的技術突破，第一時間找到他們，尋求合作。此時，宋志棠團隊已有進一步推進相變存儲器產業化的打算，雙方一拍即合。
2012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與珠海艾派克微電子有限公司展開戰略合作，并率先將相變存儲芯片應用于打印機行業。
在產業化環節，企業和科研院所的側重點是不同的。“科研攻關環節，研究人員會從1000顆芯片制備中找到性能表現最好的一顆，作為應用轉化的‘原型片’;但在推向市場前，企業則會想辦法從1000顆中找到性能表現最差的一顆，以此發現技術漏洞，最大化確保產品安全，減少市場召回概率。”丁勵說。
于是，在推向市場前，艾派克公司、中芯國際又與宋志棠團隊一起，對芯片進行了數千次反復測試和技術修補，突破了商業化應用的一個個技術瓶頸。2016年，三方聯合設計的打印機用相變存儲芯片開始規模量產。截至2017年6月，已完成1600萬顆芯片的市場銷售。
上海微系統所、中芯國際、艾派克公司的聯合，打通了“原始創新-技術研發-產業轉化”鏈條上的各項關鍵環節，為科技成果加速走出實驗室、走進市場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范本。
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認為，市場在成果轉化中具有決定性的“發言權”，而企業就是引擎。“現在成果轉化的一個突出短板是企業承接力不強。沒有足夠多的企業具備識別技術、加工技術、運用技術的能力。再超前一點講，就是企業要能夠去識別知識，把知識轉化成技術，再來加工、運用。實踐證明，當下要想實現成果轉化，一定要把企業推到前臺，用各種政策鼓勵企業創新。”
為了激發企業主動承接技術成果的動力，上海一方面根據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同成長階段的創新需要，建立了完整的創業團隊、小微科技企業、科技小巨人培育企業、科技小巨人企業、卓越創新企業的政策扶持鏈，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落實國家普惠性稅收政策。
據了解，2016年，上海已落實6794家企業享受研發費加計扣除政策，減免稅額102億元;3168家高新技術企業減免所得稅額162.53億元，增幅比例遠超歷年增長水平;各種稅收政策為企業減免稅合計269.7億元，同比增加37.2%。
增加源頭端技術供給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所長駱大進認為，在促進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要處理好幾個關鍵環節：科研成果的處置權和收益權;不同類型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考核評價、收入分配、激勵約束;成果轉化現金獎勵的稅收優惠等。
為了解決核心科研團隊的股份獎勵問題，上海理工大學太赫茲團隊在上海首次實行了“先投后獎”的技術轉移轉化模式。即：高校先投資成立企業，再將一部分股份獎勵給研發團隊。
2016年3月，上海理工大學將4件專利作價2879萬元，上海理工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出資321萬元，共同注冊成立了“上海上理太赫茲科技有限公司”。校方隨后發布文件，將學校所持股份的80%獎勵給科技成果完成團隊，并將其余20%股份劃轉給上海理工資產經營公司。
該模式的成功經驗也在上海市發布的地方新政中得到了體現，上海大學、同濟大學等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沿著這條道路，順暢地實現轉化，科技人員也得到了應有的激勵。如今年5月，同濟大學“高性能激光技術及裝置”3800萬元技術轉讓至上海一家科技企業，其轉化收益的85%獎勵交由科研團隊支配。
除了解決核心科研團隊的權益問題，一些高校還在職稱評定、晉升通道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如上海理工大學，其辦學特色是注重應用學科，學校從事橫向課題和服務的科技人員占比較大。以前，對這些人的職稱評定需要考核SCI論文的發表數，一些副教授多年沒能評上職稱，主要卡在了論文上。
為此，上海理工大學專門推出了分類評價制度，針對從事科技成果轉化、應用開發和基礎研究的人員“量身定制”了各自的評價體系，不再局限于論文考核要求。
該校光電信息研究院“超級團隊”的學術帶頭人莊松林院士認為，分類考核評價機制，避免了為應付短期考核而導致的學術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有利于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誕生，提升了科研成果轉化市場的技術供給質量。
加強科技中介的“架橋”作用
去年，美國生物醫藥“技術獵頭”滬亞生物國際與復旦大學簽訂了一種新型抗腫瘤免疫治療候選藥物的獨家專利許可，通過向復旦大學支付專利費，獲得該藥物除中國地區之外的全球專利權益。
在專利轉讓過程中，該項目相關科研人員深感專業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重要性。“我的本職工作是搞好科研。但為了成果順利轉化，我必須掌握十八般武藝：要會寫論文、寫專利申請、制作合同，要懂財務，擅談判……但這些都不是短時間就能上手的‘硬功夫’，卻是轉化中客觀存在的現實。”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類似斯坦福、牛津、劍橋這樣的國外知名高校，其從事科技成果轉化服務辦公室的人員，大多在40～60人不等，這些人對校內成果和校外市場都比較熟悉，能較為敏銳地篩選具有轉化潛力的項目、具備法務專業技能、有市場推廣經驗、同時能設計好各方利益分配。
長期從事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的科創幫CEO唐曉琳說：“專業的人應當做專業的事。在服務科研人員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們對市場的理解往往存在一定誤區。比如，技術越先進，不代表市場轉化的競爭力就一定越強。市場要的是性價比，有的技術水平很高，但市場并不需要;或者技術先進導致的成本增加，市場也不一定接受。”
唐曉琳還發現，科研人員對技術成果變成產品、產品實現銷售這一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往往事先預估不足，導致轉化過程受阻時比較容易放棄;在觀念上，科研人員比較重技術、輕生產、輕銷售及管理，導致最終無法實現產業化。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朱志遠認為，目前，科研項目大多缺乏社會第三方的參與。“好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應具有懂商務、懂法務又懂專業的復合型人才，他們擅長發現科研成果的技術缺陷、挖掘潛在企業的需求，可以把不同領域的項目拉攏在一起，這類‘架橋人’是我們欠缺的，需要重點培育。”
今年以來，上海加強了技術轉移中介服務機構的推進力度。一是培育技術轉移服務機構，通過資金引導、科技創新券等方式，引導和扶持100余家市場化、專業化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創辦、發展;基于傳統傭金式，“技術轉移服務+投資”成為重要模式;二是重視技術轉移轉化服務人才培養，建設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獲悉，上海市科委正在籌建上海技術轉移學院。旨在通過對具有理工科專業背景的在職人員和研究生學員的技術轉移業務培訓，為高校院所輸送復合型專業人才，壯大技術轉移服務業市場的力量。
企業怎樣唱主角
企業是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重要力量，應該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但現階段，我國部分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仍難以確立
申亞琪是半導體行業的研發工程師，2015年6月，她帶著30萬元啟動資金，入駐中科院蘇州育成中心提供的免費工位，開展半導體封裝設計服務。用了兩年時間，她完成了智能振動傳感器模塊原型開發并推向市場。
但申亞琪依然面臨不小的考驗。“做出來的產品怎樣得到市場的認可，并轉化成規模化的經濟效益，這是最大的挑戰。”申亞琪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完成這一步，科技成果轉化的全鏈條才算完成，而不僅僅是造出一個樣品。
科技成果轉化是科技創新活動全過程的“最后一公里”，成果轉化是否順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科技創新活動的成敗。新修訂的科技成果轉化法規定，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應當尊重市場規律，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那么，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企業如何才能當好主角使轉化更順暢，成為建立健全技術創新體系的關鍵。
企業的優勢和需求
“以我們的振動傳感器為例，當初從科研機構買來的是一個樣品，即科研成果，拿到計量院去測試，能測出它的性能，但科研機構對這個樣品的外形、用材、成本等沒做太多考慮，可能超出市場實際承受能力。我就要去做修改，拿到具體的應用場景下去做調試，最后才能把它完善成一個產品。”申亞琪說。
實驗室產出科研成果，而市場上需要的是能為生活和生產發展提供服務的商業產品，兩者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我之前接觸過從國外回來的專家、專業技術背景很高的創業者，他們有做研究的嚴謹性，特別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反而忽略了市場。”申亞琪分析說，從科研院所角度講，科技人員是根據其對科技發展趨勢及世界科技競爭態勢的判斷來確定科研方向，沒有真正形成以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為依歸的研發模式。這造成科研人員的技術研發活動在立項階段就可能與市場需求不一致，導致具有轉化價值的成果比例不高。
受訪專家認為，發揮企業在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是由科技成果轉化的特點決定的。科研成果必須經過大量的技術完善工作和商業化過程，才能“轉化”為被消費者接受的產品，這就需要企業依據市場需求，將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與生產體系進行有效銜接。
科技成果轉化本質上是一種商業行為，其轉化周期具有長期性，從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需要經過應用研究—中試放大—工業示范—產業化等多個階段，各階段都需要根據市場需求制定階段目標，對階段成果進行評估和再完善，及時調整轉化方案。顯然，科研機構并沒有能力單獨完成成果轉化的“全鏈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李燕認為，企業自身特點也決定了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企業具備將技術優勢轉化成產品優勢并通過市場使之效益最大化的運行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離市場最近，了解市場需求，能使創新成果及時、準確地滿足市場需求;從提高創新效益的角度看，企業進行市場經營運作的經驗豐富，科技成果由企業主導進行轉化，才能讓科技成果的效益最大化;從創新的效率看，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整合資源的能力更強，更容易聯合高校、研究機構、中介服務組織、金融機構等多方面資源，開展協同創新，從而最大限度提高創新的效率。
“‘春江水暖鴨先知’，在科技行業里深耕的企業對于技術創新的趨勢更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研發方向和技術路線的迭代。”幻視互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杜晶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創新型科技企業的研發人員對技術變革有最敏銳的感知，為快速驗證新科技，很多領域的創新型企業會結合當前市場需求，促進科技成果在傳統行業的應用。
成果轉化的主體
企業是創新活動的主要載體，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創新的規模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與水平。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不久前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6-2017》(以下簡稱《報告》)顯示，中國國家創新指數排名，從2000年的第38位，上升至目前的第17位。在構成國家創新指數的5個一級指標中，中國的“企業創新”排名比上年上升1位至第11位。
《報告》提出，企業創新能力與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存在高度的關聯性。2014～2015年，企業創新分指數排名前15的國家中，有12個國家進入了國家創新指數前15名。
受訪專家表示，企業是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重要力量，應該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體。但現階段，我國部分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仍難以確立。
“我們研發的膠囊胃鏡機器人內含300多個元器件，是涉及醫學、材料學、微電子技術、控制技術、成像技術等多學科交叉的課題。8年前，我們團隊的技術專家們從科技交流開始，逐步形成多學科集成，進而達到跨界合作。小小的膠囊胃鏡是高度濃縮了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智慧結晶。”上海安翰醫療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郇丹丹告訴記者。
多學科集成的一粒膠囊大小的胃鏡機器人，其研制過程遇到的諸多挑戰，也是多數成長型科技企業在成果轉化中面臨的難題。沒技術、缺人才、少資金，很難將科技成果轉化為成熟的產品。
“從技術成果向產品的轉化，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需要面臨生產化、市場化的檢驗，最終完成產業化。期間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和資源的支持，可以用‘九死一生’來形容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北京康力優藍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劉雪楠告訴本刊記者，“在我們的類人型機器人開發過程中，曾前后設計了近30臺樣機，每一次都面臨著失敗的考驗。只有抱著極大的試錯耐心和容錯的心態，才能最終堅持到底。”
上海市委黨校教授陳勇鳴表示，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中間試驗、樣品試制、商業化、產業化等階段中，政府資金大多投入到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階段，企業資金主要投資到產品的商業化、產業化階段，而產品的中間試驗、樣品試制階段則投資很少。在發達國家，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投資的比例是1:10:100。
“一個科技成果在實驗室研制出來后，要經過小試、中試后，工廠才能承接進行工業化生產，但我國絕大部分企業缺乏應用研究，即缺少中間試驗、樣品試制階段，企業無法進行科技成果的中試，因此很難承接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陳勇鳴分析說。為此，他建議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中試環節的引導性投入力度，鼓勵企業和社會資本建立一批從事技術集成、熟化和工程化的中試基地，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亟須跳出技術人才資金困境
“科技成果經常是半成品，企業拿到成果后需要‘消化’，進行中試、二次開發，但大部分企業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不足。即便把圖紙給他們都造不出產品。”西安光機所西科控股董事長、中科創星聯席CEO曹慧濤說。
我國大部分科研經費投給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中小企業科技發展的經費很少。曹慧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另起爐灶”、為企業添置科研設施、培養科研人才會非常困難，而且耗費巨大，可行的辦法就是拆掉科研院所的“圍墻”。
在曹慧濤看來，科研院所和高校積累和沉淀了大量優秀科研成果、人才技術、儀器設備和實驗平臺，在滿足自身科研工作的同時，完全可以把空余閑置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向企業開放。只有拆除研究院所“圍墻”，幫助中小型科技企業補齊研發實力弱的短板，才有可能培養出一批有研發能力的企業。
受訪的業內人士表示，從企業的長遠發展看，人才、技術和資金是企業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但長久以來，由于企業對技術創新觀念的普遍淡薄、創新成本過高、創新激勵機制的缺失等原因，導致大部分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對技術研發人員吸引力不強。
“從一個好創意到獨特的技術發展方向，到一個好產品，直到被市場認可，需要匯集各方面人才構成一支穩定團結的團隊共同奮斗，更要有足夠的平臺和空間讓人才在技術研發方面得以施展。”郇丹丹說。
杜晶告訴記者，他們成立公司之初，就把更多的成本投入到了創新型人才隊伍的建設和新技術研發上，“因為很多核心自主知識產權是通過研發創新一步步積累出來的。”
受訪專家建議，應積極鼓勵科研人員創業，孵化一批高科技企業，加速科技成果轉化。
同時建議，國家要加強對重大成果產業化項目的支持力度，探索股權投資、貸款貼息、風險補償等市場化手段。對前期高投入、風險負擔大的科技項目，要探索利益和風險分擔機制;落實財稅及金融支持政策，針對過于原則性的措施，要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議;加快實施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積極推進科技項目后補助，支持中小企業科技成果轉化。
在金融資本聚焦企業方面，江蘇省做了許多嘗試，如在風險補償機制方面，江蘇省設立資金池，撬動銀行貸款。“銀行向科技企業提供平價利息貸款，如果出現損失，90%的損失由政府承擔。2016年一年，我們撬動了銀行100個億貸款，主要對象是中小科技企業。”時任江蘇省科技廳副廳長的蔣躍建告訴本刊記者。
“投資企業首先得看這個企業的產品是否真正解決了用戶的痛點，并有自己的獨特性;其次看這個企業在我們公司產業生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它的發展的前景。”科大訊飛AI雙創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方明告訴記者，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了專門針對孵化企業的創投基金，根據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對應提供不同類別的股權投融資服務。
今年6月，申亞琪的公司估值一億元人民幣，并完成了首輪1000萬元融資。“科技成果轉化應該從市場出發，找到要去解決的痛點，再反過來去尋找有什么合適的科技成果可以解決這個痛點。找到了滿足市場需求的科技成果，那么科技成果轉化并不難。”申亞琪說。